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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社科名家文库》成果展示

    2013年，江苏省委、省政府评选表彰首届10位“江苏社科名家”，在省内外产生广泛影响。为彰显江苏社科强省建设成效，打造江苏社科名家的整体形象，发挥社科名家的学术引领示范作用，江苏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最近决定编纂出版《江苏社科名家文库》（以下简称《文库》），集中展现社科名家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经验。

    《文库》收集的成果是由10位首届“江苏社科名家”完成，涉及到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这些成果展现出几个方面的鲜明特色。

    其一，开阔的学术视野。从时间维度看，《文库》的内容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发展阶段，是以历史与现实相对接的思维，是对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的深邃思考，也是对30多年来的体制转型与发展转型实践的理论提炼。从空间维度看，《文库》成果从不发达区域到发达区域、从省内到省外、从国内到国外，全方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其中既有区域研究的战略思考、地域特色的人文探讨，也有江苏发展的实践总结、学术前沿的讨论争鸣。

    其二，独有的思维张力。《文库》的10位作者分别对多学科的众多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成果中既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阐释，也有让人十分叹服的实践分析。无论是胡福明在政治学领域对真理检验标准的探索，还是沈立人、洪银兴在经济学领域分别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开放理论和创新型经济理论的开拓；无论是张宪文、茅家琦、蒋赞初分别对民国史、台湾史、南京史的深层次研究，周勋初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还是宋林飞对现代社会学理论创新的探索；无论是顾焕章对农业技术经济研究的突破，还是鲁洁在教育理论研究上的拓展，都凸现了独有的思维张力，以及引起国内外同行们关注的开拓精神。

    其三，质朴的行文风格。《文库》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引用经典而不晦涩，系统阐述但不乏味。作者们的行文没有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更没有“要如何如何”的说教，而是用叙述取代推演，用事实取代空议，寓理论于事件、故事之中，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表述方式接地气，用语质朴亲切。

    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感言，《文库》是江苏社科发展的缩影。与《文库》的光芒相辉映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拓展。一是涌现出一大批有创见、有价值的理论精品，创出了具有江苏特色的社科品牌。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和学者们以极大的热情，坚持与时代同进步、与实践共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始终站在时代潮头，以不畏艰难、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探索、发现中华历史文化的精髓和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各自长期从事的专业研究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体系和学术观点，推出了一批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不仅在江苏甚至在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是致力于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改革开放之初，以胡福明为代表的一批社科工作者，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积极参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与束缚，推动全民族思想大解放，开启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的历史新时期，发挥了应有作用。在经济建设大潮中，以沈立人、洪银兴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人，在提炼“苏南模式”、总结园区发展经验、完善创新驱动战略、优化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建设目标内涵等方面，先后出版了近百部专著，发表了近千篇论文，提出了近万条决策咨询建议，为江苏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撑。为了更好地担负起决策咨询的重任，成立于1997年的“江苏发展高层论坛”已连续举办33次，先后有五任省委书记在论坛活动中向500余位专家学者问计。

    《文库》的鲜明特点和江苏社科界取得的相应成就决定了它的出版具有两方面的价值。

    首先，有助于促进江苏社科人才队伍建设。系统推出10位名家的个人专集，从一个侧面展示江苏深厚、丰富的社科研究底蕴，反映江苏社科界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创新理论的探索历程，彰显江苏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不断发展和壮大的辉煌成就，打造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原和高峰，传播江苏学人丰硕的研究成果、严谨的治学态度、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德学双馨的人格魅力。这是对江苏社科强省建设成果的最好展示，是对江苏社科名家影响力的再宣传、再放大，必将有助于增强广大社科工作者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从而有助于促进江苏社科人才队伍建设。

    其次，有助于引导和激励江苏社科工作者更积极地投身于“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2月在江苏视察指导工作时殷切希望江苏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紧紧围绕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光荣使命，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实现习总书记为江苏发展明确的新坐标和新任务，迫切需要广大社科工作者对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以便更好地指导和引领新的发展实践。《文库》的出版，将进一步发挥江苏社科名家对整个江苏社科界的引领、示范和激励作用，从而增强江苏广大社科工作者的责任心和主动性，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投身于“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的伟大实践。

《江苏社科名家文库》撷英
 

    带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一篇文章的雏形已然成竹在胸：题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主题——以实践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唯心论先验论和形而上学。第一部分——一切领域的理论、学说是否正确，党的理论、路线、政策是否正确，都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第二部分——马克思主义导师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理论的模范。第三部分——以天才论作为“两个凡是”的替身，揭露其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本质。

    1977年的9月初，胡福明将8000多字的初稿寄给了《光明日报》。几经修改润色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拉开了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序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伟大领袖的指示、决策是否正确，必须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如果正确，就坚持；错误，就要改正。这一看似简单的真理，胡福明已孜孜求索了多年。

    ——《江苏社科名家文库·胡福明卷》

    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以后，政府如何更好的发挥作用呢？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能放大到“不要政府作用”，更不能像新自由主义认为的那样不要政府。原因是在现代经济中，政府与市场不完全是相互替代的关系。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是由资源配置的主体变为资源配置的监管者。与此相应，政府在通过自身的改革退出市场作用的领域后，政府要承担起完善市场机制、建设市场规范的职能。政府和市场是“强政府”与“强市场”协同。不能以为强市场就一定是弱政府、强政府一定是弱市场。

    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不一定都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原因就在于，政府和市场不在同一层面发挥作用，政府没有过多干预市场作用的领域。政府强在为市场有效运行创造好环境，如法治、人和的软环境，重要基础设施的硬环境；政府强在自身财力，没有与民争利；政府强在对各级政府的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的指标导引和考核。这种政府的强力推动实际上是支持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特别是政府维持市场秩序需要“强”，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惩治必须强，对反垄断调查必须强。有了这种强政府，才会有强市场。

    ——《江苏社科名家文库·洪银兴卷》

    制度创新是影响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它是协调农业内部与环境之间进行有效的信息和能量交换的枢纽。在农业内部，要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必须有理性的制度作保证，确保各利益主体对利益的合理分配，以调动其参与的积极性。在农业外部，由于农业现代化与农业、农民、农村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密切关系，因此，也必须有理性的制度来协调各行、各部门和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才能使农业现代化达到一“阈值”。制度的不断创新则是实现理性制度的基本手段。

    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创新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建立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实现资源要素按市场经济规律合理配置；其二是建立较为完善的政府干预制度，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波动性；其三是完善农业发展中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克服因土地使用权分散和规模效益低对农业现代化的消极影响。因此，在中国人多地少、农户分散承包经营和土地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制度现代化是影响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江苏社科名家文库·顾焕章卷》

    关于明成祖朱棣为何选择天禧寺及舍利塔作为大报恩寺及琉璃塔的基础的问题，笔者认为可能是基于下列几个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明太祖朱元璋相当重视天禧寺，他在洪武二十一年所撰的《御制黄侍郎立恭完塔记》中，特别强调了其九级浮图与阿育王和康僧会之间的关系，故所耗费用高达黄金二万五千两。而建文帝朱允炆在位时亦曾关心过天禧寺的藏经问题。故明成祖为天禧寺“充广殿宇，重作浮图，比之于旧，工力万倍……”，也可能带有超越建文帝，直接继承明太祖的崇佛之举。其次，可能是考虑到宋仁宗赵祯曾作为皇子在江宁府做昇王时复建长干寺旧址上的圣感舍利宝塔，登帝位后又定名为天禧寺这一可以为其自身作比拟的历史因素。再次，在天禧寺“重造浮图，高壮坚丽，度越前代”，可以在表面上“报皇考（按指明太祖）皇妣（按指马皇后）罔极之恩”，又可为其生母硕妃祈福。

    基于上述三个因素，明成祖朱棣遂于永乐十一年将天禧寺改称为大报恩寺，又在永乐二十二年的《御制大报恩寺碑》中予以重申。

    ——《江苏社科名家文库·蒋赞初卷》

    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他不是被创造的，而是自己“做成”的，是在实践中自己成就的。教育是人为人自己造就自己而设定的实践活动。教育过程实质是一个“人化”的过程，是引导人不断实现和创造人所特有的本质和生存方式的过程的理解的产物。道德源自于生活，内在于生活，是生活的解释和目的系统。道德以它特有的“应当”和“不应当”的话语系统对于人的生活做出解读。人本身是人的最高价值，成为一个人就是人之最高的价值追求，是人存在的根本目的，也是道德的根本指向。

    道德教育的基本使命就是要引导人走上“成人之道”，就要引导人以人的存在方式去生活，使人的生活实现改变、得到提升。道德教育不是诉诸孤立的、静态的人性改造，而是要具体落实为生活的建构和改造。生活不是天生自成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建构起来的。道德教育的根本作为就是教人学会建构属于他自己的生活。道德学习的本质，不是知识学习，而是生活的、实践的学习。当然，道德教育并不排除“道德之知”的学习，而是认为这种“知的把握”必须以达到某种实践境界为前提。

    ——《江苏社科名家文库·鲁洁卷》

    罗尔纲先生在《太平天国史》中写道：“朱元璋的战略思想，就是兵法上说的致人而不致于人。在元末北方政权已成解体的时候，朱元璋还不能直捣北京，先要立于不败之地，并且还要用到二十五万人的大兵力。杨秀清在清朝政令还统一，政权比元末牢固得多的情况下却要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北伐，远取北京。”不仅仅在北伐军事指挥方面，在其他各种重大军政决策方面，洪秀全也是“大而化之”、“毫不介意”。李秀成说：“我主不问政事，……凡具奏言，天王言天言地，并不以国为事。”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发现：朱元璋和洪秀全具有同样的人生观，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自己要做皇帝，也要把皇位传给子孙万代。但是他们在认识论方面，即在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推进社会进步方面，却大相径庭。也就是说，构成一种思想的因素，包括两个方面，即人生论和认识论。杰出的思想家引领社会实践，构铸辉煌、富强的历史；庸俗的思想家操纵社会实际，构铸停滞、贫困的历史。这就是我研究历史的小结，也是我的基本思想。

    ——《江苏社科名家文库·茅家琦卷》

    市场经济的萌生、成长和成熟，同样有其客观规律，从原始的市场经济到越来越完善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经过一二百年的培育，其中也有成功和不尽成功的探索和改革。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虽然有所借鉴，避免多走弯路，但是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在传统体制的惯性影响下，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难免有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束缚、干扰和阻拒。回头看，所谓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可能有一定的模糊。

    大家先后感受的，至少有两方面：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未理清，政府权力仍嫌过大，管了一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尤其是审批范围太宽；二是市场体系从无到有，尚不完善，市场运行尚不规范和有序，特别是市场经济也该是法治经济，这方面的缺陷，使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一直或隐或现。何况，市场经济也有失灵之处，以及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同样处于改革中途。至于“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反映改革中的先易后难，容易改的改了，还有一些深水区的硬骨头，亟待进一步给力。

    ——《江苏社科名家文库·沈立人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城镇化，城镇人口已经历史性地超过了农村人口。城镇规模与数量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显著加强，居住条件较大改善，中心城市辐射能力和集聚功能不断增强，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作用日益突出。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规模宏大的城镇化面临空前严重的环境污染、资源配置不合理和利用效率较低、农业转移人口没有完全享受市民待遇、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不充分，甚至出现“空城”等突出问题。要真正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吸取教训，推进改革，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实行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指以人为核心，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完成农民到市民的转变、统筹城乡发展为目标，以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文化素养、生活品质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城镇成为人们能够过上有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好生活的地方。新型城镇化就是要走一条立足国情、尊重规律、因地制宜、产业支撑、公平共享、集约智慧、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江苏社科名家文库·宋林飞卷》

    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众多的历史事件、历史问题连接起来形成一条锁链而不断延续下去。历史事件之间有其前因后果的联系，而不能割断。只有把相关联的历史事件串联起来加以考察，才能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有更加深刻、深入的认识。

    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了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大门。先进的中国人发现作为东方文明古国的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他们号召国人奋起直追。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现代国家，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现代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追求，也是考察近代中国各方面发展变化的标尺。我们研究中华民国史，必须运用现代化的理论，剖析民国时期众多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中国的大门被强行打开之后，逐步融入了世界大潮流中。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甚至思想、文化的变动，都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我们研究中华民国史，必须以国际化的大视野来分析和认识民国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

    ——《江苏社科名家文库·张宪文卷》

    我在研究李白时，反复阅读他的《上安州裴长史书》，内中叙及他的早年经历，对于了解李白的思想非常重要。其中说到他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这就使我感到非常奇怪。中国向来以孝治天下。《孝经》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李白却把友人尸体上的肉用刀子刮尽，这与古时的丧葬之礼差距太大了。因为我在研究《楚辞》时读过一些民俗学方面的著作，这时我又悟出，李白这里是在以剔骨葬法埋葬蜀中友人。

    为此我勤翻典籍，上至《墨子·节葬》篇中的材料，下至林耀华《凉山夷家》中的调查报告，终于证成李白曾受南蛮文化的影响。李白研究向为世界性的热门话题，但我相信此说自古至今从未有人说过。

    ——《江苏社科名家文库·周勋初卷》